作者：黎杨全熊猫配资
自2024年《延河》杂志编辑部提出“新大众文艺”以来，相关讨论已经不少，总体来看，人们偏重从媒介层面来谈，并带有一定的技术决定论与数字浪漫主义倾向。我们认为，新大众文艺的重心在于人民性，媒介性只是手段与途径，人民性才是宗旨与目标。数智时代拓展了文艺人民性的内涵、要素及实现方式，充分利用数智媒介，发展与建构文艺人民性，成为时代重要问题。
文艺人民性表现在多方面，涉及内容源泉、表现对象、创作主体、价值立场、情感倾向、艺术形式、评价标准等。国内一些知名学者有相关论述。比如吴元迈先生在《略论文艺的人民性》中认为，人民性的基本思想内容包括反映人民生活、斗争、愿望，表达人民的价值立场、思想感情、爱国主义精神等，同时还包括艺术性以及“是否为人民所了解的问题”。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《美学大辞典》中，人民性被界定为艺术基本属性之一：“在内容上反映人民的生活、命运，表现人民的情绪和愿望，代表人民的利益和呼声，体现人民的思想、审美观点和理想，以及广泛地吸取和利用民间艺术的养料；在形式上易于人民接受和喜闻乐见。”
这些观点具有相似性，涵盖内容与形式，即“写什么”与“怎么写”，主要是从“作品”出发理解文艺人民性，预设的创作主体是知识分子，存在知识分子“代言”大众的二元关系想象，背后体现的是“书面——印刷”文艺观念。在“书面——印刷”文化背景下，大众文化水平不高，文艺载体主要表现为“作品”形式，大众需要知识分子代言，文艺人民性也要借助“作品”来呈现与落实，因此这些理解具有合理性。不过在数智时代，大众主体性得到空前释放，文艺人民性的内涵及实现方式面临拓展。
《延河》杂志2024年第5期封面（图片源自网络）
从《延河》杂志编辑部关于“新大众文艺”论述来看，之所以提出“新大众文艺”正在于数智媒介促成大众主体性：
站在新时代的潮头，我们发现：新传媒时代到来熊猫配资，新大众文艺兴起。
随着互联网、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，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，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，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，这就是新大众文艺。
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与蓬勃发展，与大众进入评价体系密切相关，读者认可不认可，大众买账不买账，成为重要的评价尺度和衡量标准。
新大众文艺之所以“新”，在于参与文化的广泛兴起。文艺人民性不仅包括传统语境下“为谁写”“写什么”“怎么写”，还包括“谁来写”（“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”），谁来评价（“大众进入评价体系”）等问题。
其实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来看，文艺人民性的论述全面而深刻，既涉及大家熟知的“为谁写”“写什么”“怎么写”，也包含“谁来写”“谁来评价”等。
列宁全面深入论述了文艺的人民性：“艺术属于人民。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。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。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、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。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。”这里的“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”，表明人民性涵盖了大众的创作权利。
毛泽东称赞农民是“散文家”和“诗人”：“夏天的晚上，农夫们乘凉，坐在长凳子上，手执大芭蕉扇，讲起故事来，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，他们不用任何典故，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，言辞又很美丽。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，而且常是诗人。”
习近平总书记称人民是历史的“剧作者”。面对数智媒介带来的文艺变革，他指出其中会产生文艺名家：“近些年来，民营文化工作室、民营文化经纪机构、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，网络作家、签约作家、自由撰稿人、独立制片人、独立演员歌手、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。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熊猫配资，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。”
文艺的人民性不仅肯定人民大众的创作权利，也强调他们是文艺的评判者。马克思提出文艺评价的人民性标准：“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‘够资格’和什么样的作者‘不够资格’的唯一判断者。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”，含义之一就是“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”。
可以看出，马克思主义文论有关文艺人民性的观点是全方位的，既涵盖作品立足于人民的价值立场、情感倾向等，也包含从事文艺活动的完整权利，只不过由于媒介技术限制，人民大众在当时较难直接参与创作与批评活动。数智媒介的广泛兴起提供了媒介物质基础，人民大众有充分介入文艺活动的权利，可以创作、表演、评论、传播，真正打破了文艺的贵族化、精英化、文人化的传统格局，文艺人民性的充分实现有了前所未有的契机。
不过，不能只是从媒介性角度思考新大众文艺，媒介性不能直接等同于人民性，需要摆脱技术乐观主义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代文艺创作存在脱离人民的情况：“同时，也不能否认，在文艺创作方面，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、有‘高原’缺‘高峰’的现象，存在着抄袭模仿、千篇一律的问题，存在着机械化生产、快餐式消费的问题。”
（图片源自网络）
数智媒介提供大众充分介入文艺活动的可能性，由知识分子的“代言”转为“自言”，重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二元关系，走向分众化的星丛。不过，由于社会的加速、过度的商业化，以及媒介碎片化等因素，当代大众文艺也存在同质化、速食化、甜宠化、低俗化等较为突出的现象，参与文化有可能走向异化。真正将媒介带来的可能性转化为文化民主与文艺的生产力，让当代大众文艺实现从“普及”到“提高”的跃迁，走向真正的人民性，需要遵从数智时代的文艺规律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。
首先，管理与建设文艺平台，营造实现文艺人民性的基础媒介环境。数智时代，平台在大众文艺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它几乎掌握了全部的文艺数据，绑定了海量的创作者与读者/观众。目前这些平台主要是商业化的，商业要素与媒介属性的结合，生成严格的媒介文艺制度，凭借强大算法掌控文艺走向，培植观众/读者口味，规训创作者写作模式。商业平台推动了大众文艺繁荣，但流量至上原则带来不少问题，应加强对平台的引导、管理与审核，以人民性原则重构文艺平台生态系统与算法标准，培育与扶持普通大众的创作，推动人民文艺高质量发展。
其次，从交互性出发，充分激发人民大众参与文艺活动的主体性，构建数智时代正向活态文化。“书面-印刷”文化偏重静观审美，有作品中心主义倾向，数智时代文艺活动突出交互性，文艺生产与消费常常在密集讨论中进行，这是活态文化。作品固然关键，围绕作品生成的互动、场景与现场氛围同样不可或缺。在这种活态文化中，只重视作品是不够的，还需要关注围绕作品展开的大量交互，它们是文艺消费的重要部分。商业化文艺为了流量，往往有意引导这些交互活动蜕变为炒作或口水大战，因此应营造文艺社区，构建正向活态文化。以作品为中心，在交互性链接下，大众围绕作品生产的超文本内容是异常庞大的，这些交互活动中的大量评论、配音、角色扮演与二次创作，体现了观众/读者的话语权与生产性，是文艺人民性在数智时代的重要表现。
再次，推动学院批评的媒介化转型，促使大众文艺走向人民性。在传统文艺场域中，创作者及作品的出场需要文艺批评的阐发说明，而数智媒介提供了大众创作、发表与消费文艺的整套流程，绕开了学院批评。学院批评与大众文艺是脱节的，批评力量仍限于传统文艺场域，仍沿袭传统批评习性，未能随着数智媒介的兴起实现媒介化转型，导致文艺批评的不及物与失语。学院批评应介入网络空间，完成媒介化转型，利用网民群体智慧，发挥筛选与评价功能，推动文艺走向人民性。
微短剧《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》海报 （图片源自网络）
最后，积极采用数智时代的技术与想象力，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发展人民文艺。文艺人民性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在形式上要考虑人民大众的接受。一些大众文艺如网络小说《长乐里：盛世如我愿》、微短剧《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》，在避免将革命、历史娱乐化的前提下，采用数智时代常见的穿越手法表达严肃主题，不仅让观众/读者有数智时代要求的“代入感”、亲历感，也能更好地烘托主旨，如在小说《长乐里：盛世如我愿》中，正是借助穿越者的超叙事视野，才看到了“如我愿”的“盛世”。
数智媒介给人民大众参与文艺活动提供前所未有契机，我们应顺应文艺规律，采取针对性举措，在文艺与大众的辩证上升与互相融合过程中，充分实现文艺人民性。
（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“艺评空间”）熊猫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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